其次，在权利的规制准则方面，两国宪法均以胎儿的生命权限制孕妇的堕胎自由(选择不生育的自由)——美国的宪法判例通过利益衡量确立怀孕各阶段两者之间的不同保护位序，从而使得堕胎自由的范围发生极大的限缩。

然而，即便如此，生活经验的预警仍然是挥之不去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精准定向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体系也不可能尽善尽美，否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就无从谈起了。第三，企业标准不正确使用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

其实，法律规定的是更严型标准的备案，不做任何审查而径直登记存档，显然是有悖常理的：未经审查，怎么判断是否严于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因此，若企业报备更严型标准，备案机关仍应进行必要的比对审查。然而，若听任企业完全按其自己制定的标准生产产品，不管标准的好坏，不仅企业本身不可能长久存在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可能侵害产品使用者的正当权益，扰乱和破坏正当的市场秩序（如劣币驱逐良币）。只是，这些从法律文本字面所得的直觉认识，并未在实务中形成统一，从而导致下文将予以详细讨论的实务困惑与两难。在命令企业的时期，企业尚且敷衍了事，更何况鼓励呢？而且，鼓励企业填补空白，也有可能反向激励企业在食品生产中进行形形色色的、不乏安全隐患的创新。‘形式备案只对提交的材料是否齐全有效等进行核对，10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登记工作。

然而，一旦发生，与行政职责挂钩的问责是在所难免的。例如，有研究人员从事食品生产许可证申报材料的审核、发证检验及现场核查工作等过程中，发现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存在诸如企标信息不透明、与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要求不一致、指标值制定和检验方法的引用缺乏科学性、与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规定相抵触等问题[18]。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是否容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呢？违法性继承固然与先行行为不可争力的客观范围无关，但却与先行行为不可争力的目的、亦即法的安定性之间有所抵触。

[67] 〔日〕山本隆司「行政訴訟に関する外国法制調査ドイツ（上）」ジュリスト1238号（2003年）98頁。[20] 实践中，我国也有法院认为，无效的行政行为（例如无效婚姻登记）不应有起诉期限的限制。[11]在行政行为中，后续行为合法或违法判断，是对是否符合规范后续行为的法规范的判断，亦即后续行为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判断。新宿区长依据《东京都建筑安全条例》第4条第3款规定的接道义务特例作出了安全认定

违法性继承论在行政法上的独特意义由此也就凸显出来。即使法院在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认定先行行为违法，这也只是在服务于撤销后续行为，而非撤销先行行为。

1．立法明确遮断违法性 有时，鉴于先行行为安定化的特殊必要性，立法可能禁止对先行行为再行争议。[51]但需要区分的是，之所以发生消灭先行行为效果的效果，是基于后行行为的撤销判决的拘束力，而非源自对违法性继承的肯定。[30] 〔日〕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57年）325頁参照。A以此为前提，又获得了新宿区建筑主管的建筑确认。

而该案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明显瑕疵，遂判决撤销土地使用证。山本隆司认为，日本在二战前的违法性继承探讨是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列举主义为前提的。[37] 〔日〕阿部泰隆「違法性の承継」行政判例百選Ⅰ（第二版）（有斐閣、1987年）179頁参照。有学者认为，先决关系的存在是违法性继承的大前提。

之所以否定违法性继承，主要是着眼于先行处分与后续处分之间可能存在长期的时差。[39]如此，山本说的解说也在其中找到了一个侧面。

顺便指出，盐野宏始终使用的概念是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而非藤田宙靖所称的撤销制度的排他性。[16] 当然，因涉及救济权的限制，故而一般由法律来设定救济时效的长短。

在这种意义上，与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并非无关。当然，盐野宏反驳认为，如果承认违法性的继承，认定其违法，后续行为便将被撤销。既然将公定力作为行政行为实体法效果的通用力加以肯定，就未必不能说在其限度内也概括性地承认行政行为的遮断效果。2002年8月15日，韦调庆认为社保中心错误适用退休金核定标准，要求恢复其退休待遇，并补发退休金差额。[65] 〔日〕海道俊明「違法性承継論の再考（三）」自治研究90巻5号（2014年5月）95頁参照。[15] 〔日〕盐野宏：《行政救济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与违法性继承的传统理论相比，他们都是在权利保护的要求与法安定性的要求之间进行协调，而远藤博也值得注意的观点在于，除了在实体上要存在先决关系之外，还强调程序上的权利救济要求。这里就是涉及不可争力的目的和客观范围问题。

故而，准确地应称为撤销制度的排他性。而这一点前文业已驳斥。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宪法构造发生巨大变化，行政权的先验优越性被否定。对于前述念泗三村案，有学者认为，法院承认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继承。

先行行为无效，随时可作为后续行为的应予撤销或无效事由加以主张。但X认为，自己的农地不属于法律上应予收购的对象，遂对收购计划提出异议、复议。[2] 参见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401页。这里，公定力因为是在否定法效果而不发挥作用，就转而探讨与公定力不重复的遮断效果。

在行政救济中，私人的权益救济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权限分工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先行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是否容许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呢？违法性继承固然与先行行为不可争力的客观范围无关，但却与先行行为不可争力的目的、亦即法的安定性之间有所抵触。

因而，‘起诉期限的限制效果得到缓和的说法未必适当。[58] 〔日〕小早川光郎『行政法講義下Ⅱ』（弘文堂、2005年）189頁。

参见肖泽晟：《多阶段行政许可中的违法性继承——以一起不予工商登记案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77页以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行终字第1097号行政判决书，2012年12月。

德国法上为规划确定程序设计了很严格的权利保障程序，在行政机关作出教示后，利害关系人在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则具有遮断之后行政程序、诉讼程序再行主张的效果。因而，是否存在先决关系，要个别性地探讨各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本应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判断与其效果是否相关。我国《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了行政复议的申请期限。对于前者，他则认为可主张先行行为的违法性。

而该法第91条之三规定，经复议后，方可提起被保险者的资格、标准报酬、给付保险处分的撤销诉讼。念泗三村居民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B2。

当然，如果允许这种做法，违法性继承论便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一理论的历史意义在于，在起诉事项限制列举主义之下，诉讼事项范围较受限定的状况下，先行处分并非可诉的对象，能允许在后续处分的撤销诉讼中主张其违法，实现了拓宽国民权利救济范围的功能。

[10]该案显示出在后续行为的撤销诉讼中是完全不审查、形式审查抑或全面审查先行行为合法性的三种可能。[21] 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法講義 下Ⅱ』（弘文堂、2005年）189頁。